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一位母亲带着两名孩子悼念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早报记者周哲李光耀病逝，世界关注。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开始，这位冷战时代的政治强人，在马六甲海峡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带领一个城市国家走出了一条独特道路。李光耀身后，新加坡将向何处去？就此问题，东方早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回顾李光耀的政治之道。李光耀自信新加坡体制“可持续”东方早报：以内阁总理为核心，新加坡已历经李光耀、吴作栋以及李显龙三代。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能否继续运行下去？欧树军：2011年大选后蝉联执政地位的人民行动党曾降低了选举门槛，开放了网络竞选，并且一如既往地对仅仅失去六个国会议席表现出极大的忧患意识。不过政治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新加坡体制在后李光耀时代的生命力有多长，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生前就一直对此深表怀疑，直言新加坡模式本无本质可言、只有“有能力因时而变的李光耀”。但李光耀在2010年自信已经找到了让新加坡政治体制长期稳定的关键，认为新加坡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良治体系”：它的运行依赖的是功绩而非裙带，它的灵魂血肉是那些忠诚、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基层领导，它的制度架构是政府、国会、公务员体系，共同确保整个治理体系不会有崩溃之虞。东方早报：历来围绕着如何界定新加坡模式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争议颇多。欧树军：政治一维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行政国”还是“法治国”是第一个政治分野。1970年代，新加坡本国学者认为政府管得太多、体制过度官僚化，所以称其为“行政国”；2000年代，吕元礼教授认为不管形式上多么符合西式民主标准，政府治理能力太差，最终也无济于事，而新加坡是个很好的反证，可以称之为“好政府体制”。香港学者张炳良称之为“公务员精英技术官僚主导的非政党化体制”，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因为它一党长期执政、官政合一、以官治国。在法治一面，新法家翟玉忠先生称之为“以刑去刑”的国家而非“法治国家”。潘维教授称之为“法治国家与咨询型政府的混合政治体”。这种行政与法律的二分视角试图勾勒新加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图景，西方人常由此出发把新加坡称为“保姆国家”或者“父爱国家”。第二个政治分野表现为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之争。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给社会主义阵营扣了一顶极权主义的帽子，这种扣帽子法在后冷战时代并未自动消失，反而花样翻新，苏东剧变后诞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又被扣上了威权主义的帽子。诡异的是，尽管新加坡几乎不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国家，但其政治体制却仍然被总括为各种“威权体制”，彼此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威权的程度或水平。 不仅威权之名琳琅满目，新加坡的“民主”称谓也种类繁多，彼此之间的区别也只是距离西式民主的远近。最差的如“非自由民主体制”；新加坡长期在野的工人党等反对派称之为“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还有人从新加坡强烈的民本色彩出发，称之为“为民政体”。第三个政治分野在于新加坡实行的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早期曾坚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一直到1980年代，人民行动党仍坚称自己是“有新加坡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丹尼斯·约翰·盖勒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而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林格则称之为混合了有选择的经济自由、私人财产权加对政治生活的强力控制的“威权资本主义”，他甚至把源出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也视为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一种依赖高压统治、裙带资本主义、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的专业化腐败和“寄生”经济的社群资本主义。而对新加坡经济模式的分析，分歧同样很大。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经济学家约翰·肯·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典型的政府干预经济体制”，因为新加坡政府对土地、劳资关系、资源分配、市场运作和商业决策都拥有强大的法律与行政管制权，这是典型的“政府指导式的资本主义体制”。甚至还有人称之为“计划经济体制”，因为新加坡有严格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辅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执行。最负面的将其称为“土匪经济模式”，批评新加坡政府有土匪一样的政治暴力心态、经济掠夺行为，社会则有政治奴隶心态、经济受剥削行为。公屋计划提升人民幸福感东方早报：李光耀本人参与建设的人民行动党，早期具有鲜明的左翼政党特征。李光耀本人早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深受社会主义理念影响。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具体有哪些政治理念佐证了新加坡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理想”？欧树军：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国工党理念与共产党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在很多重要政治领域都是融合二者的产物。与工会结盟是人民行动党从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学来的重要政治经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整合为“新加坡职工总会”，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职工总会”在领导层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共生关系”，并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合作机制，共荣辱，同进退。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开创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从正式执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设立建屋发展局，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连续制定并执行了几个“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为人民建造公共住房。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就建设了5.5万套公租房，超过殖民地时期110年间建屋量的两倍还多，解决了25万人的住房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新建了6.7万套住房，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灭了原来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第三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新建了十万套住房，此时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让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方米升至2010年的30平方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人民行动党把公共住房建设提升到了相当的政治高度，它先是通过土地征用法基本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然后通过大规模、持之以恒的公共住房建设，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称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行动，最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最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因此新加坡尽管基尼系数比较高，表面看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但由于公共住房这一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缓冲作用，人们的失落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并不像其他贫富差距严重国家那么强烈。东方早报：新加坡建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华人主导的海上城邦，积聚了高度的体制自信，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国家，并激发了周边大国的学习兴趣，包括中国和印度。三十多年来，中国向新加坡的学习已历三波，大致以十年为一期，从改革开放、社会管理到体制机制，三个阶段侧重不同。中国会是另一个新加坡吗？欧树军：断然否定抑或全盘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单从规模来看，中国人口数百倍于新加坡，面积万倍于新加坡，规模相差甚大。不过，从比较历史视角理清新加坡政经体制的真正特征。“不管新加坡看上去多么西化，它骨子里浸泡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性格”。新加坡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造国家。在殖民时代，“新加坡”还不是个独立国家，只是个自治邦；“新加坡人”还不是个民族概念，只是个地理概念。在恶劣的东南亚地缘政治环境下，饱含中国人气质的新加坡人，需要扬弃、改造英殖时代奠定的政治架构，在反殖、自治、联邦、独立、去殖等重大事件中，缔造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全新的民族，一个安全的社会。因此，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可以说是观察“政治的治理化”的好标本，具体包括新加坡对安全的渴求；新加坡如何建构法治政府，将国家机器程序化；新加坡的共识助产术到底是什么，如何教化民心，影响公论；如何长期执政而保持廉洁、效率，不腐化；如何建构税收国家、预算国家，如何依靠国有企业保持国家自主性；如何将国家治理的触角深入社会；如何建构一个标榜自力更生的福利国家；如何实践上通下达的双规政治模式，全面吸纳大众，分类吸纳精英；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争取政策共识，形成灵活而有弹性的强大政策能力；以及，如何建构基于均值检验的格式化国家，治理一个真实的新加坡。此外，基于新加坡模式的实际经验，反思“先发展后民主”之说，还可以提醒人们关注二战后整个东南亚区域政治的进程、结构与体系。去殖、治理、现代化是东南亚政治的三大动力，同样也是三大任务。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差异，主要取决于各国完成这三大历史重任的程度，而非政府形式的不同。或者说，哪一种政府形式更有能力完成这三大任务，这种形式就是好的政府、好的政体、好的体制。